Chapter 47 A NEW WORLD 新的世界（第2頁）

而對于無論中國人還是爪哇人還是緬甸人來說，如果我們突然拆掉所有小鐵路，打包起小汽車和飛行器，搬走電話亭和加油站，要求他們回歸甘地的纏腰布和被鱷魚撕咬的小舢板，也沒有任何好處。機械時代已成定局。本地人已經(jīng)適應(yīng)了快速的交通通信方式。他們習慣了在孩子染上白喉的時候叫白人醫(yī)生而不是讓老奶奶去找伏都巫醫(yī)。想要拜訪朋友時，他們更愿意坐上小巴，而不是辛辛苦苦地走十個鐘頭的崎嶇小道。

一個習慣了金錢和銀行支票的世界不可能回到用一桶桶蜂蜜、一勺勺鹽或其他笨重東西來做交易的以物易物時代。

不論是好是壞，我們這顆星球已經(jīng)變成了一個巨大的、持續(xù)經(jīng)營的整體，如今等待在門檻外的是1932年，不是932年或公元前32年。

然而，還是有一個解決之道的，里德和羅斯的辛勞為我們指明了這條道路的大概方向。他們既不“索取”也不“給予”，他們“合作”。若沒有成千上萬人的幫助，他們永遠也無法完成各自的工作。如果只是為了黑人或白人或黃種人的獨家利益，他們也絕不可能撲滅瘧疾或黃熱病。他們不在乎膚色或信仰，只是將福祉帶給人類整體。戈索爾斯和戈加斯醫(yī)生[5]開鑿巴拿馬運河時（戈索爾斯規(guī)劃方案，戈加斯確保他有足夠的人力來將設(shè)計圖變成開出的一方方土石），他們并非只考慮太平洋或大西洋，也并非只考慮美洲，而是放眼整個世界。當馬可尼[6]發(fā)明無線電時，他沒有規(guī)定說：“如果發(fā)生災(zāi)禍，只有意大利的船能夠使用無線電?！倍退闵＝o巴爾的流浪者，也同樣受益于能以最快速度穿越大西洋的特快海輪。

你或許已經(jīng)明白我要說什么了。

不，我不打算探討新的社會形態(tài)。那沒有必要。那樣的問題會自行解決。如果它沒能做到，那么在一兩個世紀里就任何問題都不存在了，因為會為它擔憂的人也都不在了。

我們不再生活在能夠放任未來自生自滅的世界里。當蒸汽機和電力走進來，政治便走出了國門；當巴塔哥尼亞和拉普蘭、波士頓和漢口變成了鄰居，相互間的聯(lián)系便也成了兩分鐘之內(nèi)的事情。我們不再只為自己制造產(chǎn)品或只為自己的小村莊種植糧食。日本能為我們提供火柴，便宜得超出了我們的想象；阿根廷能夠種出足夠的小麥，確保整個德國免于饑餓，并且代價更低。

我們不再能只拿白人工資的120打發(fā)中國苦力或非洲土著，因為莫斯科有廣播站，能將消息傳得很遠，還有多種語言的播音員，會告訴黑人和黃種人，他被騙了，被坑了錢。

我們不再能夠像我們的父輩那樣大肆洗劫、偷竊、搶奪，因為——好吧，如果你真想知道的話——因為我們的良知不允許，或者，如果我們自己不巧生來沒帶著這樣的靈魂指南針的話，那就是人類的集體良知終于發(fā)展到了這個階段，從此，人們開始隱隱約約生出個念頭：在國際事務(wù)中，誠實與基本的體面還是必不可少的，就像在國內(nèi)一樣。

不，我并不想布道。我不是想讓你帶著一份“啟示”回家。但如果你已經(jīng)讀到這里了，我想請你再坐上半個小時，想一想，得出你自己的結(jié)論。

迄今為止，我們始終是懵懵懂懂、跌跌撞撞地活著，好像我們在這顆星球上的存在只是年頭問題，最好也不過是世紀的問題。我們表現(xiàn)得就像列車上粗魯貪婪的旅客，知道自己只有十分鐘時間去吃下一站提供的三道菜的晚餐。

漸漸地，我們開始意識到，我們并不是只在這里停留一長段時間，而且要幾乎無限期地待下去。何必匆忙，何必慌張？當你搬家到一座城市，期望就此定居下來過一輩子時，你在規(guī)劃未來。你的鄰居也一樣，無論他們是屠夫、面包師、雜貨鋪老板、醫(yī)生還是殯葬業(yè)者。若非如此，整個地區(qū)就會陷入無可救藥的混亂，要不了一個星期，人們就會統(tǒng)統(tǒng)離開。

既然你已經(jīng)開始思考這個問題，那么想一想，整個世界和你家鄉(xiāng)的村莊真有那么大的不同嗎？如果說有什么不同的話，也只是關(guān)乎規(guī)模而非本質(zhì)。僅此而已！

你或許會說我太過信馬由韁，從乞力馬扎羅雪山到里德醫(yī)生和羅斯醫(yī)生，再到整個星球的未來規(guī)劃，跑得太遠。

“可是，”就像愛麗絲會問的，“要是不出門，地理又有什么用呢？”

巴黎，1931年4月新奧爾良，1932年5月

[1]約翰·弗朗西斯·商博良（jean-francoischampollion，1790—1832），法國語言學家和東方學者，埃及古文字領(lǐng)域的奠基者。

[2]羅納德·羅斯（sirronaldross，1857—1932），英國內(nèi)科醫(yī)生，因?qū)Ο懠矀魅就緩降难芯慷@得1902年的諾貝爾醫(yī)學獎，是英國首位諾貝爾獎獲得者。

[3]沃爾特·里德（walterreed，1851—1902），美國軍醫(yī)，于1901年確認了黃熱病的傳播途徑，這一發(fā)現(xiàn)直接幫助美國迅速重啟了巴拿馬運河工程。

[4]均在今剛果民主共和國，斯坦利維爾即基桑加尼，利奧波德維爾即金沙薩。

[5]喬治·華盛頓·戈索爾斯（georgewashingtongoethals，1858—1928），美國軍官、土木工程師，畢業(yè)于西點軍校，為巴拿馬運河最終貫通的總指揮。威廉·克勞福德·戈加斯（williamcrawfordgorgas，1854—1920），美國軍醫(yī)，曾任美軍總醫(yī)官，1904年受命出任巴拿馬運河工程的首席醫(yī)務(wù)官，有效遏制了黃熱病和瘧疾的威脅。

[6]古列爾莫·馬可尼（guglielrconi，1874—1937），意大利—英國發(fā)明家，以在長距離無線電信號傳播方面的成果著稱，與德國發(fā)明家卡爾·f·布勞恩分享了190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。